台北市文山區十五份遺址的發現與器物彙整(中)

台北市文山區十五份遺址的發現與器物彙整(中)

 鄭景隆1、周述蓉2、吳奕慧1

1、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2、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

關鍵詞：巴圖形石器、網墜、十五份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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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剖析南北兩地形制相若的巴圖形石器，在長度、寬度、厚度尺寸上的差異，將出現於台南地區屬平頂臌身型的T286、T 256a、T209三件巴圖形石器，分別與北部地區形制、長度相若的巴圖形石器加以對比，數據詳見於表一至三，其對比狀況分述如下：

表一  台南地區T286與北部地區巴圖形石器對比表

	出土/採集地	標本編號	資料出處編號	長度	寬度	厚度
南部	台南縣十三甲	T286	T286	286	78	22
北部	臺北市圓山公園/陳育章藏	T312	T312	312	96	35
北部	北縣樹林潭底/賴阿尾贈台灣大學藏	T274	T274	274	95	37

南部地區編號T286台南縣十三甲的巴圖形石器，為早期台南所發現，其長度為286mm，寬度為78mm，厚度為22mm。北部地區形制、長度與T286相若的巴圖形石器，為編號T312臺北市圓山公園由陳育章珍藏，及北縣樹林潭底出現，由賴阿尾贈予台灣大學的編號T274兩件，其長度分別為312、274 mm，寬度分別為96、95mm，厚度分別為35、37mm，透過長寬厚度的比率，可以明顯看出，北部地區形制、長度與T286相若的巴圖形石器，其寬度、厚度明顯大於南部地區(表一)。

表二所見南部地區編號T256a巴圖形石器，屬於台南的劉清井珍藏，亦為早期發現，其長度為256mm，寬度為75mm，厚度為17mm。北部地區形制、長度與T256a相若者，為編號T264、T256b兩件，編號T264出現於北縣新莊五股庄州子西雲寺，目前收藏於台灣大學，編號T256b出現於臺北縣陽明山芝山岩，由勝浦輝珍藏，其長度分別為264、256 mm，寬度分別為80、82mm，厚度分別為29、35mm，透過長寬厚度的比率，亦可以明顯看出，北部地區形制、長度相若的巴圖形石器，其寬度、厚度明顯大於南部地區。

表二  台南地區T256a與北部地區巴圖形石器對比表

	出土/採集地	標本編號	資料出處編號	長度	寬度	厚度
南部	台南劉清井藏	T256a	T256a	256	75	17
北部	北縣新莊五股庄州子西雲寺/台灣大學藏	T264	T 264	264	80	29
北部	臺北縣陽明山芝山岩/勝浦輝藏	T256b	T 256	256	8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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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南科學園區石橋遺址出土編號T209 (標本出土編號S0007) 的巴圖形石器，其長度為209mm，寬度為75.1mm，厚度為16.4mm(陳有貝、溫天賜2008)。與北部地區形制、長度相近者，為編號T220、T203、T203b三件，編號T220、T203兩件均出現於臺北市圓山，由曹塗發珍藏，編號T203b出現於臺北市植物園，由陳得仁珍藏，其長度分別為220、200、203mm，寬度分別為68、59、84mm，厚度分別為20、15、34mm。以四件巴圖形石器之長度各為其1，對比其寬度及厚度，則南部地區石橋遺址編號T209 之長、寬、厚比例為1：0.36：0.08；北部地區臺北市圓山的T220、T203兩件，其長、寬、厚比例分別為1：0.31：0.09及1：0.30：0.08，透過T220、T203的長寬比例得知，北部地區這兩件兩件巴圖形石器，在寬度上雖窄於南部地區石橋遺址的T209，但厚度比例卻仍相當或大於T209；臺北市植物園的T203b，長、寬、厚比例則為1：0.41：0.17，其寬度、厚度仍明顯大於南部地區石橋遺址的T209。透過長、寬、厚比例數據顯示(表三)，北部地區巴圖形石器的厚度，仍然呈現與南部地區相當或稍厚的現象。

表三  台南地區T209與北部地區巴圖形石器對比表

	出土/採集地	標本編號	資料出處編號	長度/長度為 1	寬度/長寬比	厚度/長厚比
南部	台南縣新市鄉大營村/石橋遺址	T209	S0007	209/1	75.1/.36	16.4/.08
北部	臺北市圓山	T220	T220	220/1	68/.31	20/.09
北部	臺北市圓山	T203	T203	200/1	59/.30	15/.08
北部	臺北市植物園	T203b	A-11	203/1	84/.41	34/.17

南部地區台中縣大肚鄉營埔村的兩件T426、T406平頂直身型巴圖形石器，其長度分別為426mm與406mm，與北部地區編號T412的巴圖形石器在長度上雖極為相近，但T412屬叉柄型，形制上與T426、T406的平頂直身型有明顯差異，T412的寬度144mm與厚度23mm，亦明顯大於T426、T406的寬度72mm、75 mm與厚度10 mm 、14mm (表四)。

表四  台南地區T209與北部地區巴圖形石器對比表

	出土/採集地	標本編號	資料出處編號	長度	寬度	厚度
南部	台中縣大肚鄉營埔村	T426	YP426	426	72	10
南部	台中縣大肚鄉營埔村	T406	YP406	406	75	14
北部	臺北市基隆河北岸/馮蕃藏	T412	T412	412	144	23

綜合上述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長、寬、厚度比例的數據，並參考附表二、三之相關尺寸數據，可以明顯看出，北部地區的巴圖形石器絕大部份長度明顯小於南部地區，但厚度卻明顯厚於南部地區；南部地區叉柄型巴圖形石器，其長度為798mm至599mm，寬度為198mm至152mm，厚度為29mm至16mm，北部地區最長的叉柄型巴圖形石器僅出現T412一件，長度為412mm，寬度為144mm，厚度為23mm；南部地區的T599在長、寬度上均明顯大於北部的T412，但北部T412的厚度，反而較南部地區長度最長的T599為厚。北部地區平頂臌身型且長度相若的巴圖形石器，其寬度絕大部份均大於南部地區，而厚度則明顯大於南部地區。形制及長、寬、厚度比例上的不同，在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上，顯示出明顯的差異，其間相關的因素，值得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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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份遺址巴圖形石器與網墜的用途探討

十五份遺址六件巴圖形石器，重量從120 gms到790gms，長度從130 mm到250 mm，寬度為56 mm到90 mm，厚度為17 mm到37 mm(附圖二)。其中以標本 15F006長度僅130 mm，為目前所知，台灣地區發現的完整巴圖形石器中體積最小者。六件巴圖形石器，體形大小厚薄不一，器體均一面磨製成平緩的弧面，另一面的中軸，刻意以減地法打磨出凸脊，器型線條極為優美工整，除柄部外，整體均被打磨至細膩光亮，其工整細膩的程度，超越一般實用性石器。

透過六件巴圖形石器尺寸大小及重量不同，以及造型設計方面有所殊異的現象，研判六件巴圖形石器在使用功能，以及設計者在工藝技術理念方面，具備不同的設計考量，可能具有不同用途。六件巴圖形石器，其選用材質均為粒度極為均勻的變質石英砂岩，材料結構堅固性高，應為當時族群刻意挑選的材料。由上述現象推論，當時族群已經跳脫人類原始的隨機製作 (Lewin & Foley2004) 概念，製器者已經擁有自己的設計理念與材料篩選知識。

十五份遺址的十九件網墜，除編號15F024殘存約五分之一外，完整者共為十八件，其中編號15F020崩掉一小塊，其餘網墜均屬完整。完整的十八件網墜，重量從30 gms到65 gms，長度45 mm到70 mm，寬度47 mm到70 mm(附圖五A-C )。網墜外型均呈扁平狀之橢圓形，直徑較長的兩端各自刻劃一條陰線紋連貫A、B兩面，十九件網墜形狀雖略顯大小不一，但體積差異不大，應為當時族群，刻意挑選體積大小相當，已為河水或溪水攜帶沖蝕呈扁薄橢圓狀的卵石，作為製作材料，在外形並未再加以磨製拋光狀況下，加以刻劃陰線紋，故而十九件網墜，雖然材質亦屬於變質石英砂岩，但器表外觀均保留自然形成的粗糙表面，與六件巴圖形石器外觀的精工磨製、光澤亮麗大相逕庭。十九件網墜形制屬於兩縊型(陳有貝2008)，應屬墜附八卦網邊，用於捕魚的實用型工具組件，經觀察實物推論，這些網墜均有被使用過的現象。

六件巴圖形石器，製作線條、比例均相當優美，整體呈現被打磨至細膩光亮的現象，相對於同時發現的網墜，卻呈現製作粗糙，器表保持石材的自然面，而完全不再加以拋光、打磨。巴圖形石器與網墜同為石器，但被製作的對待方式，差異性如此之巨，反映出兩者在當時社會，被重視的程度具有明顯差距。將製作的差異，對應於兩者的使用方式，似乎亦應考慮六件巴圖形石器為禮制性質之用器，而網墜則為實用性石器。

製作精美的石器，被用為禮制性用器的案例並非孤例，在距今約5300-4000年前(王明達1998)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已經發現許多類似的案例(楊美莉2003)。十五份遺址的巴圖形石器，在石材的挑選，製作線條、比例，以及拋光、打磨方面，均極為講究，依據這些現象，研判可能為儀杖器，或祭祀儀節過程中所實際使用之祭祀器。但由於截至目前為止，經由考古發掘出土的完整巴圖形石器數量極少，出土狀況尚不明確，因此其可能用途，還有很大空間需要深入探討論證。

十五份遺址出現六件完整巴圖形石器，加上早年為移川子之藏(移川子之藏1934)命名的一件共為七件，為北部地區同一遺址出現巴圖形石器數量最多者，可謂極為珍貴。六件巴圖形石器與十九件網墜同出一處，出現狀況呈現零散相互疊壓的不規則狀，分布在120公分左右的範圍內，雖無法排除可能為二次堆積，惟在出土現況上，仍具有學術性的參考價值。

至於南部地區的巴圖形石器，除台南的T286、T256a、T209三件平頂臌身型外，體型均碩大而薄，雖然前端刃口有使用過的軟性消耗痕，但破損均不甚大，由於器形太大，如做為實際操持的器物，使用起來並不容易，因而推論並非屬於工具類型的器物，或做為武器使用的兵器，以其大而薄的體型推論，作為祭祀儀節用的祭器或象徵族群首領權力的權杖機率較高。如將前述三件巴圖形石器排除之後，南部地區的巴圖形石器，其長、寬及耗材體積均明顯大於北部地區，但厚度則明顯小於北部地區。

台南的T286、T256a、T209三件平頂臌身型巴圖形石器，其長度雖與北部地區部分巴圖形石器相若，但北部地區的巴圖形石器，在厚度上仍厚於或相當於台南的平頂臌身型巴圖形石器，體積比例上的特徵以及尺寸大小的差異，可能成為台灣地區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的最明顯差異，也極可能成為用途上的明顯變數，相關資料的不足，使這些問題還有許多模糊地帶尚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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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五份遺址巴圖形石器特徵與對應年代探討

為推論十五份遺址及器物可能的具體年代，經考據台灣各地區巴圖形石器、網墜之形制及製作工藝，並加以初步對比整理分類。經由對比資料顯示，圓山文化出土的巴圖形石器，在造型藝術風格方面，器身整體略呈長方型，一面器身的中間，刻意以減地法磨出凸脊，器型較為厚重。植物園文化的巴圖形石器，與圓山文化相較，除體積呈現略大的現象，在形制上，器身磨製出較圓的線條，整體造型呈現較為瘦長混圓的造型，兩面均無凸脊。

圓山文化出土的巴圖形石器，其柄部並無經人工刻意敲擊的粗糙狀點痕。植物園文化的巴圖形石器，將其刃部朝下，柄部朝上，從柄部最上方到頸部的位置，則呈現經人工刻意敲擊，形成的粗糙狀點痕，這些加工形成的粗糙狀點痕，應是為了易於將巴圖形石器鑲嵌或綑綁在某一器物上固定，粗糙狀的點痕，係為增加鑲嵌或綑綁固著的磨擦力所刻意製作，此為兩文化間出土巴圖形石器目前已知的鮮明特徵。

十五份遺址的巴圖形石器，柄部粗糙狀的痕跡並不明顯，整體造型略呈長方型，器型頗為厚重，器身一面的中軸刻意以減地法磨出凸脊，形制特徵與圓山文化巴圖形石器極為近似，與植物園文化巴圖形石器的器身渾圓，兩面均無凸脊的型制相較，則顯得差異較大，但由於可供對比的標本數量極少，是否仍有其他變數，仍待後續的研究工作。

十五份遺址的十九件網墜，外型均呈扁平狀之橢圓形，體積大小相近，直徑較長的兩端均各自刻劃一條陰刻線紋，形制屬於兩縊型，考據此遺址網墜之形制特徵，應屬墜附八卦網邊，用於捕魚的器物組件，其形制特徵與新店溪流域、北勢溪上游一帶、大漢溪中游以上的台地、丘陵發現的兩縊型扁薄橢圓狀網墜相似。

透過巴圖形石器特徵對比，十五份遺址對應的文化類型，應為圓山文化晚期到植物園文化早期，年代約相當於距今2500-2000年左右。十五份遺址的十九件網墜，外型均呈扁平狀之橢圓形，體積大小略有差異，直徑較長的兩端均各自刻劃一條陰刻線紋，形制屬於兩縊型，應為當時族群，刻意挑選為河水或溪水攜帶沖蝕呈扁薄橢圓的卵石，再加以磨製，考據此遺址出土網墜之形制特徵，應屬墜附八卦網邊，用於捕魚的器物組件，其形制特徵與屬於植物園文化的臺北縣樹林鎮狗蹄山遺址(距今約2800-1800年)(劉益昌1982)及臺北縣大安寮土地公山遺址(劉斌雄等1961)(距今約3000-2000年)出土的兩縊型扁薄橢圓狀網墜(有槽石墜)相似，透過巴圖形石器特徵對比，十五份遺址對應的文化類型，應為圓山文化晚期到植物園文化早期，約相當於距今2500-2000年左右，網墜形制特徵雖出現略晚的現象，但推論其年代不晚於距今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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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結論

茲依據前述所得數據，對本研究作出初步結論如下：

一、十五份遺址雖因挖掘石器現場遭到破壞，致無法確認，而暫以疑似遺址將之定位，但因當年挖掘石器的周氏兄妹均仍健在，故仍應視同遺址加以對待。

二、十五份遺址巴圖形石器的形制、體積與藝術風格，均顯示其屬於台灣北部地區的器物。網墜之形制屬兩縊型，特徵與台北縣的樹林狗蹄山、土城大安寮土地公山遺址相似，透過器物類型學的排比，推論其文化屬性應歸納為圓山文化晚期到植物園文化早期，年代約在距今2500-2000年左右，網墜形制特徵雖出現略晚的現象，但推論其年代不晚於距今1800年。

三、十五份遺址六件巴圖形石器與十九件網墜，器表的次生附著物，均與台灣地區出土玉器表面的次生附著物類型相似，間接證明其為出於台灣地區埋藏環境的器物。

四、本研究以大甲溪為界，對比台灣地區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的體積特徵，發現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除極少數之外，其長、寬、厚度比例及耗材體積有極大差異，體積差異可能成為台灣地區南北兩地巴圖形石器的最明顯差異，但限於目前所知巴圖形石器的資料極為有限，經由正式考古發掘的資料尚嫌不足，故各方面的考量或有未竟周全，詳細的論述比對，尚待後續更多研究工作加以分析印證。

五、依據考古出土資料顯示，完整的巴圖形石器，出土數量不多，經考古發掘者多為殘件(邱敏勇1984)，但出土殘件多數無法拼湊出完整器型，因此可能需要考量巴圖形石器的殘件，有被再利用改製成其它石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