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文山區十五份遺址與相關器物研究--緒論

第一章 緒論


1.1前言
1.1.1 十五份遺址的發現與湮滅
1928年，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因建校舍基地需要填土，在當時的十五份一帶取土而發現石器，石器被交給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人種學教授移川子之藏。1934年，移川子之藏將此石器與紐西蘭毛利族所用巴圖(patu)對比，並將之定名為巴圖及訂定十五份遺址，此件石器遂成為台灣地區第一件巴圖 (移川子之藏1934)。惟此重要遺址，卻在移川子之藏逝世後，如人間蒸發，雖經戰後初期盛清沂(1960)、80年代初劉益昌、郭素秋等人(2000)多次遍尋，而竟不可得。

其後台灣地區陸續發現多件巴圖，但因其形制、用途與紐西蘭毛利族及玻里尼西亞族群(南島語族)所用巴圖是否相似，學界一直有所爭議，因此台灣地區的巴圖，學者對其有各種不同的命名，其名稱包括巴圖、巴圖形石器、巴圖形石斧、匙形石斧、冠頭石斧、有角大鏟、匙形大鋤、磨製大型犁形器(移川子之藏1934；凌純聲1956；宋文薰1980)，民間亦稱之為石匕、石劍(鄭景隆2007)，本文則將此種石器，稱為巴圖形石器。


1.1.2十五份遺址的再出現
十五份遺址發現的關係人，包括余讓堯及其妻娘家的周氏兄妹。余夫人周氏共有九位兄弟姊妹，發掘者為二哥周文彥，在場的成員還有七妹周真真。1986年，余讓堯妻舅周文彥，因響應公司植樹節活動，在住家後面曬衣場山坡下挖坑種樹，無意間挖出六件巴圖形石器及十九件網墜，十五份遺址遂再次被發現，但因當時周母擔心挖出先人遺骨，而制止繼續挖掘。

石器挖出後，曾由周家大姊周敏敏將其中一件巴圖形石器及幾件網墜送往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請宋文薰、黃士強二位教授過目。據黃教授回憶，當時曾追問石器出處，但持有人不願交待，只說在公館一帶挖出，因此在無法追出遺址位置，又為保全遺址不再遭受破壞的狀況下，只好讓持有人把石器帶回。此後，這批石器因被認定沒有經濟價值，而遭棄置牆角，十五份遺址因兩位教授機警，而得以倖存。

事隔多年，因地主索地，周家搬離舊宅，妹妹周真真見棄置牆角的石器，遂把石器攜回，保全了這批珍貴器物。2006年10月18日，余讓堯夫婦與周真真聚餐，席間聊起石器，余夫人建議將石器轉贈。

1.1.3 疑似遺址的確認
2006年10月19日下午，余讓堯將石器贈與筆者，這批石器包括巴圖形石器六件、網墜一十九件。2006年10月29日，筆者邀請劉益昌、王淑津兩位老師赴遺址現場勘察，並因筆者在文山社區大學上周述蓉老師的古玉課程，聽到古遺址的發現很不容易，周老師因此要筆者將經過記錄，以便日後學界在從事相關研究時，能夠有所憑藉。其後在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唐光華校長建議下，於2007年以文山社區大學鄭景隆、周述蓉為提報人，向台北市文化局提報疑似遺址，經台北市文化局邀集學者會勘，至此十五份遺址(彩圖一、1)遂又被發現並確認。十五份遺址自1928年初次發現，到1986年周氏兄妹在屋後挖出石器，其後2007年再次確認為疑似遺址所在地，此間長達八十年，可謂得之不易。

1.2 研究動機
巴圖為玻里尼西亞(南島)族群交流的重要代表性器物(移川子之藏1934；鹿野忠雄1952，1946；凌純聲1956)，而台灣地區，經由考古發掘出土的完整巴圖形石器數量極少，可供參考的發現經過及材料本身，均為極其珍貴的研究資料。網墜發掘出土的完整器物雖然較多，但其形制特徵，在文化交流傳承的研究方面，亦有其可供參考性。因此十五份遺址、巴圖形石器、網墜之相關研究工作，在考古學、藝術史學以及台灣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上，均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 (周述蓉2007)，進一步深入的相關研究，是極為必要的工作。

1.3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有四，其一、運用科學儀器，確認十五份遺址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其二、彙整十五份遺址相關器物。其三、對比台灣各地區發現巴圖形石器之尺寸、形制，並加以初步整理分類。其四、考據器物形制及製作工藝，推論十五份遺址可能的存續年代及器物可能的用途。其五、運用科學儀器，分析巴圖形石器、網墜的材質及埋藏環境賦予次生附著物的成份與區域類型。

1.4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兩種學門的研究，期使研究所得結論，在不同學門研究數據的相互印證下相輔相成。人文科學方面，包括器物之形制排比、透過器物類型學對比，推論遺址相對年代。自然科學的研究，包括顯微拉曼光譜儀之材質測定，衛星定位儀之遺址具體位置確認，實體顯微鏡放大倍率觀察標本材質特徵，並透過使用微痕之觀察，探討其可能用途。綜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數據，對十五份遺址所在地點以及出土器物加以整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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